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飛機降落桃園機場。接機的導遊留著郭富城成名時的中分頭，一身土黃色的西服讓他看起來更像老實的公司職員，而非靠嘴皮吃飯的人。可是一上大巴，他就原形暴露了。天下所有的導遊，果然都是近乎話嘮式的滔滔不絕。

他的見面禮是一顆地道的台灣糖果。接過他的糖，我們一邊嚼著一邊跟著他的手指不停地看窗外。到達入住酒店不太長的一段路上，他已經給我們介紹了沿路鐵皮工廠對台灣經濟的重要貢獻，以及台灣商界大佬在死後會有私生子出來爭名分的幾樁故事。

「大家厭煩了台灣政治戲碼，反而不如看看八卦新聞。」他說。

他又說，「推薦你們晚上看電視新聞，看看你們台灣的同行都在幹些什麼。」

他用他的理解，謹慎判斷來自大陸的這群人愛聽什麼。

到達一個新的地方，我總是對建築更敏感。一邊聽導遊吹牛，一邊看窗外的房子。台灣的房子多是方方正正的，有些樓距非常窄。小簡說這是因為台灣的地太少，方方正正的建築更節省空間，也沒辦法樓距很寬。

一個個方方正正的房子，集合成了一座座街景條理分明的台灣城市。我總覺得，城市也是有性格的，方方正正的城市是怎樣的性格呢？我固執地認為，城市的性格是住在城市裡的人給予的，透過建築，似乎能觸摸到住在城市裡的人的性格。

這次的台灣行，導遊和解說員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。最先驚訝的，還不是全程服務的小簡導遊，而是台北故宮裡的一位解說大姐。真猜不出她的年齡，貌似4、50歲，她一身淡青純色旗袍，微燙過的短髮，相貌端莊靜美。

她出現在我們面前時，我心想，嘿，我們難道是貴賓嗎？接待我們的大姐看樣子肯定是「份量級人物」嘛。後來看到她的掛牌才知，她原來只是一名志願者。

我們到達台北故宮的時候，正是遊客較多的時段，大姐為了讓我們在最少的時間裡看到更多文物，便帶著我們在樓裡穿梭，還一路用台灣腔快速說著關於那些文物的故事，以及她對某件文物的喜愛。她左一轉身揮手就是一段奇聞，右一轉身揮手又是一段美談，再一個回頭就帶著我們 「穿越」到西夏。

在那短短的一個半小時裡，我好像一個與世隔離的小人兒，在她的帶領下掉進了歷史的空間。在離開台北故宮之前，我在手機的備忘錄裡記下了她的名字。

再說說另一位導遊伯伯。這位伯伯上衣紮在褲腰裡，頭髮銀白，笑臉可愛，腰間別著擴音器和一個小水壺。在我們前往一個景點的途中，他邊解說邊低頭往窗外觀察前面的路況。在一個轉彎處，他居然說出了這個路段到達景點的具體里程數。天啊，這位伯伯對這些路有多熟悉？

伯伯以前是賣樂器的，後來不想幹了就當志願者。據他說，台灣的苗栗、桃園、宜蘭等縣都非常注重發展像他這樣的志願者。我問他政府給點工資不？他說如果是全民性的大活動，他們要免費服務，但如果是像特殊的導遊服務，會拿到少量的生活補貼。

好吧，該說說為我們服務10天的小簡導遊了。

他是一個思想很中立的台灣青年，對於歷史，對於台灣現狀，對於政治與民生，都有自己的見解，獨立思考能力很強。

他是一個上進的台灣青年，他對景點的解說，對歷史人物故事的介紹，對台灣現實社會的講解，語言表達的結構、邏輯、精彩程度相當有水平。

他是一個苦逼的台灣青年，幾年前，他和朋友一起買了5台大巴準備在「大陸團」這塊蛋糕上大幹一番，結果時不多日，他們這些業者被「趕」出了這塊市場。箇中原因，他說不好細說，只能重操導遊舊行。他已經還了幾年債了，很煩的時候就會騎著他的機車到陽明山裡跑一圈。

他其實也是個普通的台灣青年。在我的相機裡，唯一拍到他的一張照片是他一臉苦悶站在幾人之中，文化衫的前面寫著「人不是我殺的」，後面的字是「我是冤枉的」，這是他在綠島買的，這些東西是他的一個樂子。